李建军：澳门太阳游戏城app教授
2023年以来，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和复杂艰巨的国内经济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国精准有力实施宏观政策调控，国民经济持续企稳向好，发展质量稳步提升。这表明，我国宏观调控政策在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中取得显著成效，同时彰显我国经济巨大的发展韧性和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也应该看到，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冲突、部分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矛盾外部化加剧世界经济风险，欧美主要经济体政策不确定性加大、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导致外部供给不确定性加剧、外部需求乏力，对我国经济稳定增长的不利影响加深；国内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叠加，市场主体和家庭处于资产负债表修复期，投资和消费的积极性不高。在此情况下，精准有力实施宏观调控显得尤为重要。202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谋划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税收作为重要的资源配置、经济社会调节和国家治理手段，应为推动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优化税制结构，助力内需扩大
需求牵引供给、促进增长。增强经济持续增长的内生动力，关键是实施扩大内需战略，释放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发挥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作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由于商品税（以商品和劳务为征税对象，并以商品和劳务的流转额为计税依据所课征的税种的统称）最终会表现在商品价格之中，征收商品税会提高商品价格，这意味着相对于储蓄行为，消费行为将承担更高税负；相比所得税，商品税更容易对企业投资产生影响，比如无论盈利与否，企业只要发生销售收入就需要缴纳增值税。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需要优化税制结构，健全间接税和直接税体系，降低嵌入商品和服务价格的间接税的比重，提高直接税比重。
优化个人所得税制，提升消费能力。促进消费的关键在于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提升消费意愿。个人所得税可以家庭为纳税单位，采取户商计税法，以家庭应纳税所得总额除以家庭总人数得到的人均应纳税所得额确定适用税率，以降低有抚养赡养责任家庭的税收负担，提高家庭支付能力。比如建立免征额和专项附加扣除标准年指数化自动调整机制，提高免征额、专项附加扣除额的合理性，增强个人所得税税负与支付能力的匹配性。研究实施劳动收入负所得税制度，将政府对收入低于一定水平的低收入个人或家庭的补贴制度融入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居民的支付能力。
优化商品税制，降低消费价格，引导消费行为。居民消费水平受制于消费意愿，商品价格高低影响消费意愿。持续深化增值税改革，适时降低增值税税负，考虑加大对居民生活服务、农业、物流、出版等行业的支持力度。需要强调的是，基于稳定宏观税负和财政可持续性的考量，在降低增值税税负的同时，要辅之以其他税种的“增税”。比如，深化消费税扩围改革，将更多具有奢侈品属性的商品和服务、高耗能高污染的商品纳入消费税征收范围，适当提高需求弹性小的香烟、高档酒、豪华汽车的税率，将成品油消费税从量计征改为从价比例计征，增强汽油消费税调节效应的弹性，以消费税的差别性设计，合理引导消费行为，鼓励绿色消费、健康消费。
优化税收优惠，增强税收激励精准度有效性
完善促进科技创新的税收优惠政策。保持较高的研发强度是避免社会陷入“中等技术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厚植长期发展动力的关键。为此，优化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需要考虑到当企业适用小型微利企业或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政策时，其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的实际抵税效应可能反而小于不能享受优惠税率的其他企业的情况，建议允许适用优惠税率的企业在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时，采用税收抵免方式，以提升支持研发行为的税收优惠政策效力。将现行适用于法人企业的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政策的适用范围扩展到个人所得税经营所得部分，即将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的自然人企业纳入其中，提高自然人企业扩大研发投入和创新投资的意愿。
完善支持中小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当前，小型微利企业减征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个体工商户个人所得税减半征收、小型微利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减半征收“六税两费”等主要税费减免优惠政策都是阶段性优惠政策，基于减轻中小企业税负的考虑，可将这些减免优惠政策固定为长期性制度安排，以增强税收优惠政策的确定性，稳定市场对政策的预期。简化优化支持小型和微型企业的增值税优惠政策，将增值税起征点和小规模纳税人减免增值税政策整合优化为提高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销售收入免征额，一方面使销售收入少、盈利能力弱的小规模纳税人不纳税，降低小微企业的税收征纳成本；另一方面使销售收入超过原起征点或免税门槛，但抗风险能力不足的小规模纳税人可以享受优惠力度更大的增值税政策。联动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和小微企业标准、优惠机制，将小型微利企业认定标准中的应纳税所得额标准调整为销售额标准，实现支持小企业发展的增值税优惠政策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有效衔接，简化认定程序，降低征纳成本。
完善支持生育的税收优惠政策。人是最具活力的生产力要素，是促进生产力发展中最具决定性的力量。2022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也低于 1.5 的国际警戒线。构建生育支持税收优惠政策是应对“少子化、老龄化”，避免陷入“人口负增长陷阱”的客观要求。导致当前“不敢生、不愿生”现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生育对女性就业和职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的可能性增大，女性对此比较担忧。同时，女职工产假期不在岗但企业仍需支付其工资等问题，使得企业聘用女职工的意愿不足。为此，可尝试在企业所得税中引入产假期女职工工薪支出加计扣除政策，即参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做法，对女职工产假期内发生的工薪、社保、福利等企业支出，在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实行100%加计扣除，以减轻企业成本压力、支持女性就业。此外，婴幼儿照护问题也是制约生育的关键因素。对此，可考虑优化惠及社区托幼和家政服务的税制安排，支持建立普惠、优质的社区托幼家政服务体系。比如，可考虑将阶段性实施的托育、家政服务免征增值税政策改为长期性制度安排；将托幼、家政收入减计收入优惠方式改为税率优惠方式，对达到认定标准的专门从事托幼、家庭保育和保姆服务的机构，减按15%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人所得税征纳制度，在该制度下，有祖父母、外祖父母参与10岁以下小孩照看的家庭可将祖辈纳入个人所得税家庭计税人数，扶持家庭照护行为。同时，将3岁以下婴幼儿专项附加扣除政策的适用期限延伸至怀孕建档立卡月。
增强税收确定性，稳定市场预期
税收政策的稳定性对于完善税制设计、实现政策目标至关重要。税收政策不确定性过高，会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损害税收调节经济职能作用的发挥。税收政策不确定性主要来自税收政策内容本身的不确定性、政策解释说明不足造成的纳税人理解偏差、税收征管标准不统一和执法选择差异化导致的不确定性和因经济活动日新月异而导致的税制适配性不足的不确定性。要以稳定的税收政策，增强市场预期，提升税收政策效果。
其一，在优化税制设计的基础上积极推进税收立法。通过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提高各类税收制度法律层级，增强税收制度的确定性和稳定性。分析研判阶段性税收优惠政策，将有利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推进高质量发展的临时性减免税优惠政策改为固定、长期的制度安排，增强税收激励政策的确定性。其二，注重在税收政策制定和修改过程中与社会各方的沟通互动。税收政策制定发布时，配套以完备、详尽、准确的解释说明信息，以便市场主体能够正确地理解税收政策，充分地运用税收政策，降低因政策时滞问题产生的影响。其三，以“数智”赋能税收征管，推进税收征管标准化建设，实现税收征管规范、征管标准统一，税收征管强度、税收优惠适用范围、纳税服务水平等在不同市场主体间基本均等。其四，数字经济时代经济活动的复杂化、多样化和虚拟化变革，使根植于传统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的税制要素设计和税收征管，不再适配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实践。数字经济相关税收制度和税收征管的不确定性，不仅给征纳双方带来税收风险，还不利于做大做强做优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为此，应加快推进税制改革，建立适配数字经济时代的税收制度体系。
资料来源：《中国财经报》2024年1月23日
